关心中国足球的人都知道,随着中国男足成绩的下滑,我们的邻国日本的职业足球又“热”了起来,不少人都喜欢用日本足球的成绩来奚落中国足球。

当然,中国男足成绩不好,被奚落也无可厚非。可是,我发现绝大多数人虽然用日本足球发展历程来奚落中国男足以及中国职业足球发展,但是绝大多数人对日本足球发展历程了解,完全是肤皮潦草,人云亦云的居多。

这三点对不对呢?从日本足球发展史这个角度说,不能说不正确,但是日本足球乃至竞技体育发展历史上一股重要力量几乎在中文媒体上被忽视了。

这种观点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日本校园足球是从上世纪20年代就开始搞了,到1925年,日本不但有了全国大学足球联赛,还有了今天日本高中足球联赛的雏形。

日本男子足球队从1913年—1934年这21年间,每次遇到中国队都是“惨案”。每次都会输给李惠堂领衔的中国队四五个球。

事实上日本足球乃至日本竞技体育真正的根基并不是校园体育,而是一种我们熟悉又陌生的:企业办体育。

说起企业办体育,很多人都会想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大型国有厂矿企业的“企业办社会”。这种情况又以东三省与上海最为显著,原因也很简单,当时国有工矿企业最多、最大的两个地区就是以辽宁为主的东三省和上海市。

正因为东三省和上海有这样的基础,所以我们看到辽宁足球有了史无前例十连冠的辉煌,而当时唯一能挑战辽宁队霸主地位的也就是上海队了。

以1968年获得墨西哥奥运会男足铜牌的日本男子足球队为例,19名球员里有13人来自企业球队,只有6人来自大学球队。

很明显,如果去掉6名大学生球员,剩下13名企业球员还能勉强支撑起一支球队,而要是没有13名企业球员,那么仅靠6名大学生球员,根本没办法参加比赛,因为足球比赛最低参赛人数为七人。

日本职业足球联赛虽然开始于1993年,但是日本足球联赛早在1965年就开始了,这就是JSL联赛。当时一共有8支球队,全是企业球队。

当然,也可能和当时经济发展有关,上世纪六十年代可以说是以钢铁、机电为主的重工业最后的辉煌,日本成功赶上了这一波“最后的辉煌”。

所以当时日本经济效应好的大型企业都是以钢铁、机电为主的制造业,公司员工都是以万计、以十万计,不管是为了加强员工与企业的联系也好,还是为了麻痹缓和工人与资方的矛盾也好,当时日本大型企业都爱在办附属体育运动部门,甚至“有没有体育部门”一度被认为是衡量是否是一流企业的标准。

比如被誉为日本历史上最成功的的足协主席的川渊三郎,他当时就效力于古河电工足球队(今天J联赛市原千叶队前身),当时的古河电工在日本乃至世界地位和今天我们的阿里巴巴、百度类似。

相比校园足球,企业足球联赛才真正为日本足球长期输送人才,原因也很简单,相比校园足球,企业足球好歹在经费上、训练场所上都有了长足进步。

以1965年第一届JSL联赛冠军东洋工业(今J联赛广岛三箭前身)为例,因为夺取了冠军,东洋工业在第二年就开始修建了足球队专用足球场,洋马发动机足球队(今J联赛大阪樱花前身)更是为球队修建了专用的灯光球场、配备桑拿浴室的球员专用宿舍。

到了1968年,JSL联赛8支企业球队的运动员更是全部拿到了高额的比赛津贴,比赛和训练也被视作是工作的一部分,企业运动员逐渐成为了企业里的“贵族员工“,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今天。

首先就是古河电工队通过古河电工巴西分公司的关系,把自己球队里的奥寺康彦(日本历史上第一位职业球员)等两名球员送到了巴西圣保罗州帕尔梅拉斯俱乐部培训了两个月。

后来在德甲踢上球的奥寺康彦坦率的表示,没有帕尔梅拉斯俱乐部两个月学习,他是不可能最后去到德甲的。

除了送出去,还有引进来,因为当时日本大企业在全世界都设有工厂,所以引进球员变得可行。

1967年洋马发动机足球俱乐部的部长拜托洋马发动机设在巴西的工厂帮他物色水平足够的巴西球员,结果当时在当地业余足球界小有名气的尼尔逊·吉村(后来加入日本国籍,改名吉村大志郎)就以“转盘工研修生”的名义成了日本JSL联赛,也是日本足球历史上第一位“外援”。

而尼尔逊·吉村的到来也为日本企业足球队“引援”吹响了号角,如现在还活跃在日本足坛的乔治·与那成、拉莫斯、洛佩斯(1998年世界杯日本国家队成员,日文名吕比须)最初都是效力于日本企业足球队的。

其中洛佩斯来日本企业足球队效力前,是巴西豪门圣保罗队的一员,是有正式合同的。

事实上不仅是足球,2012年伦敦奥运会日本参赛选手里有60%来自企业俱乐部。

可以说,日本足球并不是从校园足球一步就跨越进了职业足球,企业足球才是日本足球腾飞链条上缺失的那一环。

没有企业足球乃至企业体育部门,日本的竞技体育不是半壁江山会倒塌,而是毁灭性打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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