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我身着红衣,在伯明翰世锦赛中一举夺冠——那是世界花样滑冰冠军录上第一次写上“中国”二字。看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我激动得热泪盈眶。当时记录这一历史时刻的影像资料非常少,只有时任新华社摄影记者的赵迎新老师拍摄的一组照片。后来,赵老师形容我是“孤独的中国花样滑冰‘皇后’”。

某种程度上,“孤独”的确是我职业生涯的一个特点。花样滑冰是一项源自西方的体育项目,当时我们国家的花滑整体水平与世界水平差距太大了,很多时候,我在国际舞台上都是“一个人的队伍”。所以,最初我给自己设定的目标很简单:只要别是倒数第一就行。我第一次参加国际比赛时,只有12岁。比自由滑的那天,我正好过12岁生日,那次赢了五六个选手,自己感觉挺满意的,后来还得了个“冰娃娃奖”。

多年后回看,会发现我后来取得的所有成就,都离不开此前的这些探索和努力。作为一个开拓者,虽然孤独,虽然很艰难,但每一次突破都令我感到兴奋。这让我一直保持好奇心:我是不是还能再进一步?还能去实现一个更高的梦想?一切都是未知而又充满希望的。

从1995年起,我开始有意将中国风的内容融入花样滑冰。选择这一时机,背后是有一定考量的。当时国际赛场的裁判大部分都是西方人,对东方文化的理解程度有限。如果是一名初出茅庐的运动员,贸然引入东方文化可能会被忽略,无法引发观众的共鸣。1995年,我已经跻身花滑世界一流水平的行列,自己也很喜欢中国风的音乐,于是作出了全新的尝试,开始使用《望春风》《梁祝》等中国风乐曲。

虽说这些音乐都是中国风,但它们所要表达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也会融入我自己的情感和理解。比如,《望春风》表现的并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种心境、一种状态。因为要表现春风拂面、万物复苏的感觉,所以所有的手势、动作都很流动,仿佛春风微微吹过,花朵盛开,柳枝随风摆动。

在1998年冬奥会上,我选择用一曲《梁祝》完成自己职业生涯的谢幕演出。在那场表演中,我演绎的不是祝英台,而是自己的成长故事。当时,我的精神高度专注,仿佛进入了另外一种境界,滑到最后一点都不累,觉得再滑一整套都没问题,那种状态完全就是“滑疯了”。

除了奖牌的收获,花样滑冰给我的精神世界也带来很多欢乐。其实,每个人都需要一个精神上的慰藉,可能是马拉松,可能是追剧,我的慰藉便是在冰上自由地滑行。前段时间,头戴老式耳机、脚蹬花滑冰鞋,在国贸冰场上醉心“独舞”的姬凯峰大爷火了。其实,他的这种状态特别好,学习滑冰并不都要成为职业运动员。能够从中找到情绪的出口,得到精神上的慰藉,本身就是件非常幸福的事。

现在,我选择开冰场、做教练,把自己的所知所学教给中国的孩子们。据我观察,这些年中国的冰雪事业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我小时候,训练条件是比较艰苦的,没有室内冰场。因为花滑比较小众,能排上冰场训练都要到后半夜。我记得每次训练都是凌晨“出动”,在冬日零下40摄氏度的气温下,借着月光不停地滑。

如今,专业的冰雪场地越来越多,也有越来越多家长愿意让孩子学习滑冰、打冰球等运动。前几天我去崇礼滑雪场时,就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景象:很多年轻父母带着两三岁的小宝宝,让他们站在雪板上“出溜”,特别好玩。我觉得,冰雪运动可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这就是我们的未来。

这次,冬奥会终于来到了我们的祖国首都北京,在自己的家门口召开,这是一件特别令人骄傲的事情。在最后的冲刺阶段,希望我们的冬奥健儿们能够抓紧最后的时间,在家门口的赛场,把自己最好的状态发挥出来。2022年北京冬奥会,也一定会大大加速我国冰雪事业的发展脚步,让曾经冷门、小众的运动真正“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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